覃祥官：一個人與一個制度

　　他的離去，代表著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一個時代的終結

　　在湖北省檔案館《20世紀湖北名人檔案》中，記錄著許多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但也有一些公眾頗為陌生的名字，比如――覃祥官。10月23日，檔案中的覃祥官，會填上一道新的日期。因為，這一天在湖北長陽榔坪鎮樂園，覃祥官離開了人世。

　　但凡對中國的合作醫療制度有點了解的人，都會明白：覃祥官的離去，代表著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一個時代的終結。他的一生，也隨之而波動：

　　40多年前，他首創了“農村合作醫療制度”；

　　他的事跡當年刊登在《人民日報》頭版頭條報道；

　　他四次受到毛澤東接見；

　　他曾被破格提拔為湖北省衛生廳副廳長；

　　他在前程如日中天時辭官還鄉，淡出公眾視線；

　　隨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在全國逐步推廣，他的名字又被人提起，被譽為“中國農村合作醫療之父”……

　　躺在床上想出來的計劃

　　覃祥官出生于鄂西長陽土家山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，只上過三年小學。1964年其所在的樂園公社黨委送他到中醫進修班學習，翌年4月學成歸來后，成了樂園公社衛生所一名“吃皇糧，拿工資”的醫生。這在當時，是一份很不錯的工作。然而時隔不久，他卻辭去公社衛生所的“鐵飯碗”，回大隊辦衛生室，成為了一名“赤腳醫生”，并和農民一樣記工分吃農村糧。

　　放著“鐵飯碗”不端卻卷起褲腳當起了“赤腳醫生”，這讓當時多數人都覺得不可思議。原來，覃祥官深感農民無錢治病的痛苦。年輕時他曾得過胃病，把土改時分的兩匹馬賣了都沒治好病。二女兒5歲時又因患肺炎而夭折。有一年冬天，當地流行麻疹、百日咳、腦膜炎等疾病，因無錢及時醫治，有個大隊一天就死了4個患病兒童。

　　一天晚上他出診歸來，躺在床上琢磨：我們為什么不能辦個合作醫療，讓大家都看得起病、吃得起藥呢？于是，覃祥官便連夜草擬了一份《關于在杜家村大隊實行農民合作看病和集資辦衛生室的設想》。次日天剛亮，他就把那份設想交給了大隊支書和公社黨委書記。兩位書記看后非常贊同，但擔心在杜家村找不到醫生來辦衛生室，于是覃祥官決然丟掉了“鐵飯碗”，干起了赤腳醫生這份活兒。

　　1966年8月10日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――“樂園公社杜家村衛生室”掛牌。杜家村的合作醫療是以“三土”（土醫、土藥、土方）、“四自”（自種、自采、自制、自用）為特點。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醫療費，大隊從集體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錢作為合作醫療基金，群眾看病每次只交5分錢的掛號費，其他一切全免。

　　1968年下半年，一份反映樂園公社合作醫療情況的調查報告，幾經輾轉送進了中南海，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。毛澤東看了這份報告后盛贊樂園經驗“是醫療衛生戰線上的一場大革命”。

　　隨后，《人民日報》以《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》為題，隆重推出了樂園經驗，稱其“創造了一種新型的合作醫療制度，成功地解決了貧下中農看病吃藥、確保健康的問題”，并盛贊覃祥官是一位“白求恩式的好醫生”。

　　不是當官的料

　　農村合作醫療在全國的普及推廣，讓覃祥官由一個普通的“赤腳醫生”變得家喻戶曉。

　　1976年， 覃祥官以中國代表團副代表的身份參加了“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第27屆會議”，并作了題為《中國農村基層衛生工作》的報告。他的報告令國外一些專家驚奇不已――“你們中國農村人口這么多，居然能夠做到看病吃藥不花錢，真是奇跡啊！”

　　與會歸來，一紙任命就下發到了覃祥官手里，他成了湖北省衛生廳副廳長、廳黨委委員。帶著簡單的行李，覃祥官獨自一人搭車前往武漢報到。誰料到傳達室值班員怎么也不讓眼前這位看似農民的人進去，他只好掏出了省委的任職文件。值班員瞪大了眼睛：這個拎著包、穿著草鞋的人，竟是新來的副廳長？

　　任職期間，覃祥官多次婉拒了把本人及家屬的戶口糧油關系遷入省城的提議。就這樣，覃祥官成了一名吃農村口糧，拿村里工分的副廳級干部，人們習慣稱之為“農民廳長”。可才坐了幾天辦公室，他就開始覺得別扭：成天開會、看文件、聽匯報，遠不如穿草鞋、挎藥箱、哼著山歌走村串戶為群眾治病自由。于是星期天沒事，他不是上大街擺藥攤給市民免費診病，就是拿起掃帚打掃機關樓道、廁所。

　　幾個月后，他作出了令人瞠目的決定：“辭官還鄉”抓合作醫療。其實覃祥官對于自己有著清楚的認識，在初任副廳長之時，衛生部一位副部長曾私下告訴覃祥官說：“中央有領導很賞識你，你有可能上調北京工作，前途無量啊！”覃聽后，平靜地告訴對方，自己“不是當官的料”。

　　堅持下來的合作醫療

　　辭官還鄉的覃祥官重操舊業。他一邊在樂園公社衛生院為群眾防病治病，指導合作醫療的鞏固和發展；一邊參加大隊的農業生產勞動。然而個人命運總是處于時代背景之下。覃祥官和他創立的合作醫療制度，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潮起潮落。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后，農村合作醫療紛紛解散。

　　1980年，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在考察報告中說：“中國農村實行的合作醫療制度，是發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生保障的唯一范例”。然而就是這么一個廣受農民歡迎的醫療制度，在中國上個世紀80年代初至本世紀初，其覆蓋率卻從鼎盛時期的90%下降至低谷時的5%左右。僅以長陽縣為例，40%的農民因病致貧、因病返貧。

　　十五年前覃祥官退休后，回到了海拔1500多米的樂園杜家村，住在土改時建造的土屋里。在這個農村合作醫療起步的地方，他在等待什么呢？人們發現，覃祥官在杜家村的那段日子，并沒有像他自己說的“喂豬帶打雜”，他同村衛生室的幾名醫生一起，在村黨支部的支持下，把這個村的合作醫療制度堅持下來了。

　　2002年10月，中央做出決定，強調建立和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，長陽縣成為試點縣。樂園的山路上又有了參觀者，各級新聞單位的記者也紛紛趕來。